文／島內散步
我們現今生活其中的大台北地區，其中的區域規劃和地景樣貌，是如何演變的呢？其實，台北最早發展的艋舺、淡水、新莊等街區，都是因為在淡水河沿岸，憑藉著地利之便，才能有機且自然地興起的。
從日人殖民時期開始，統治者引入了為因應快速都市化而興起的近代都市計畫概念。在當時為台北州的－「台北市城內市區計畫」，是台灣最早實行（1900, 明治33年八月公告）的都市計畫。主要訂定了拆除台北城牆的計畫，並整建西門町作為日本新移民住宅。之後更延伸到了南門城外及東門一帶。漸漸地以寬敞筆直的道路、圓環或公園等公共設施，取代原有順應河流的曲折狹窄街道，也改善了衛生條件。
戰後國民政府也延續了這樣由上而下的治理思維，針對當時的管理及發展需求，在台北開展了許多「都市計畫」。
50年代：構想中的花園城市－永和都市計畫
1955年公告的永和都市規劃，是戰後為安撫大量政治移民的居住問題，在當時「因應軍事防空疏散」的方針之下，所產生的第一批都市計畫。當時的規劃師們，面對台北都會區中已箭在弦上的交通、違建、空汙等都市化問題，援引了來自英國「花園城市」的概念，鄰里單元的劃設則參考美國的雷特朋計畫。意在形塑一個以社區為中心、充滿綠意、便利且舒適的居住空間。
然而在強大的都市化及工業化浪潮下，永和不僅迎來了一波波的人口暴增，更在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之後，展開了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另一波都市發展。
而原本立意充滿美好理想的這張永和都市計畫圖，在那居住需求遠超出供給的年代，竟在現實與人為的壓迫下節節敗退，讓綠地一片片消失，成了應付人口暴增所需的公共設施或是住宅用地。
當年的花園城市，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日的光景？若我們回首細看當時規劃團隊的理想，在漫步永和時，應可對台灣的歷史和未來生活的想像，有更多空間。
60年代：美式鄰里在台北－民生東路新社區
1964年時，台北市的人口已近110萬，但分布的密度嚴重不均，然而舊城區的都市更新因財政及政治等因素無法推展，因此開闢新城區成了當時的解方。於是民生東路新社區，在當時的市長高玉樹強力推動下應運而生。
高市長在考察了歐美多座城市後，主張將單筆土地上立體且分戶建設的公寓式住宅引入台北市，雖然這樣的住宅形式在當時的台灣還難以被接受，但他仍獨排眾議，在1955年開始了三張犁興雅段的公寓建設，而1964年開始籌劃的民生東路新社區，則是戰後台北市第一個以美式社區為藍本的大型住宅區計畫。
民生東路新社區應用了美國人佩里在1920年代提出的「鄰里單元理論」，可在汽車交通發達的城市中，建設適居、安全且設施完善的社區。因地制宜實踐其理論的民生東路新社區，有幾項特質：明確標示出七個人口足夠設立一座學校的鄰里單元，且通勤步行距離都在四百公尺以內；單元之間的區段設置小型公園及遊樂設施，整體社區的中心處設置大型的民生公園（現稱中央公園）；各單元設有學校，但不設置公共機構、街道也不設置街邊商店，都集中在整個社區中心和副社區中心；道路系統有主要、次要道路做為分界，為配合舊社區發展，內街系統為格子狀的街道，增加了內街和幹道的聯繫，但也使得鄰里單元易被穿越性的交通侵入。
社區設立初期明確地劃分了住宅、商業及副商業區，有別於台灣傳統住商混合的現象，例如商業區以外皆不設置騎樓、六到八米以內的巷道不得作為商業用途、增建原則需確保街廓完整、建築基地需留設人行道等等，都維持了社區內部的單純及舒適。
雖然在發展數十年後，為求居民便利，沿街逐漸能見到商店、攤販林立的景象，純住宅的理想終究被我們習以為常的住商混合取代，但因社區內的公園與台北其他地區相較仍高出許多，仍是眾人心中的示範社區。
70年代：胎死腹中的副都心－營邊段計畫
營邊段在日治時期就是軍事用地，國民政府來台後將其改為陸軍司令部。到了1960年代，台北的工商業已經蓬勃發展，於是有了將軍事設施從市中心移往郊區的想法，並成立了營邊段可行性研究小組，於是對這區域的發展，開始有了許多想像。
當時的討論成果是兩個方案：一是大型的公園，可達到都市綠化及空氣調節的作用；二則是開闢為城中區以外的第二商業中心，紓解鬧區的人口及交通壓力。而後第二方案勝出，於是一個包含辦公大樓、國際觀光旅館和公寓、百貨商場、會議廳、世貿中心、文化中心和遊樂設施的「現代化商業中心」開始成了人們熱議的夢想之地。
除了將耗資一百五十億、佔地六十二英畝的巨大規模外，整體規劃中將以多層平台作為各棟大樓的基礎系統、並以輸送系統相互連結，甚至行人也將由機械履帶步道運送等等現代化的構想，堪稱是空前的造城計畫。
這樣大膽的想像當然也曾引發論戰，不管是預估的商業規模已超越當時第一中心的規模、對周邊的衝擊，以及對當時尚未完善的台北市基礎建設而言，是否能成功納入這樣的規劃，都有諸多疑慮。但規劃依然堅定地在1974年正式啟動了。
直到隔年四月，蔣介石先生逝世，行政院決議建造中正紀念堂，而選址必須考慮到音樂廳和戲劇院的設置，因此捨棄了原有的慈湖和外雙溪兩個方案。
而曾經夢想中的商業城中城，從此成為了我們熟知的中正紀念堂。
80年代：東移的副都心－信義計畫區
1970年代市府就已觀察到舊市區過於飽和，商業行為日漸東移的現象，原本計劃將信義區原有的四四兵工廠改建為大型住宅社區，同時解決軍公教人員的居住問題。然而，在1975年的營邊段計畫戛然而止後，市府即在1978年開始研議信義區的副都心計畫，並在80年代開展了這個包含世貿中心、區政大廈、中央日報、中國電視公司、中央圖書館、捷運車站、觀光旅館、百貨公司、商店街、住宅以及公共設施的市政中心「示範規劃區」。
這樣龐大的計畫，不只讓信義區從原本的四四兵工廠，搖身一變成為了新時代的商業中心，也從而劇烈改變了之後三十年來，台北市東區的面貌。
當時的都市規劃團隊決定引入日本郭茂林建築事務所（簡稱KMG）的經驗，期待在信義區實踐都市規劃的革新手法。在「雙都心」的概念之下，新都心不僅要紓解舊都心的壓力，也要扮演台北市現代化示範性社區的角色，於是在新舊交替的時空路口，信義區成為了各種發展想像的實踐場域。
KMG團隊兼顧了景觀、公共用地、交通及防災。不僅導入了新的容積概念、管制了建築的容積、高度、構造等形態，也對戶外開放空間的秩序有更多描述，確保了整體超大街廓的架構，也保留了人車分離的系統性公共空間。其中尤以對於行人購物街的管制最為精細：設置騎樓、連續性的徒步空間路網、寬度為十五公尺，兩旁建築物的禁建線等等。
整體計畫在1980年啟動，經過了第一個十年的基礎建設，在1986年轉而以發展住宅社區生活及購物區為目標，也在1994年做了第一次通盤檢討後，在1995年開始，在陳水扁市長任內以「台北曼哈頓」為意象，在信義區的規劃中加入了國際金融中心和業務中心的機能，也在2000年做了第二次通盤檢討。
區中的中國信託大樓（現已拆除）、台北一〇一大樓、各棟大樓間的空橋計畫、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的購物商場和企業總部，甚至是大師之作的豪宅，都是人們在談到信義區時的想像，而這些大型的開發都是這三十年內，都市政策及民間資本相互運作的成果。
90年代：基隆河截彎取直的都市新生－內湖地區
台北市民與河的關係，在1960年代進入了「整治」的階段，從1964年開始的第一期防洪計畫，包含了興建堤防以及基隆河新河道的工程。
在1963年的葛樂禮颱風之後，在1965年開始了基隆河士林段的第一次截彎取直工程，不僅讓社子島因為番仔溝日漸淤積而逐漸與盆地相連，也讓士林夜市旁多了一塊填土舊河道而有的新生地，成為了科學教育館和台北藝術中心（興建中）等公共建設的基地。新河道兩旁的高灘地也有了許多公園和休閒設施，為該地區帶來了新的風貌。
在盆地東北角的內湖一直都是最容易淹水的地區之一，早年UHDC（經合會底下的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小組）曾建議增設疏洪道。到了1990年，行政院核定了「基隆河截彎取直整治計畫」，是為第二次截彎取直的工程，並在1991年動工、1993年完成了從南湖大橋到中山橋，分為大彎與小彎兩個區段、包含了區域交通和河岸休憩的整合性工程。
舊河道回填後的新生地也為當時工業污染日益嚴重的內湖、南港和松山地區提供了再發展的契機。
此工程後的新生地在接下來都有相當規模的開發：大彎北段是今日大直美麗華一帶的商圈和住宅區，慣稱金泰段，曾被認為將是下一個信義計畫區；大彎南段則和小彎北岸緊鄰，成為了目前的內湖科技園區，為內湖建立了新的都市架構；小彎南岸的向陽段，也擁抱了南港地區因軟體園區而起的住宅需求，提供寬闊的河岸綠地及住宅發展。
截彎取直究竟對於「整治」基隆河是否能有效，一直都還在論戰當中，但近代這樣難得大型的工程，不僅影響了市區道路、生態人文地景，甚至是市民的休閒生活。
這樣隨著規劃政策及市民生活而變化的台北，其中的故事，都是我們認為值得回頭細看的。從2019年七月開始，我們將沿著歷史的腳步，和大家一起走訪這些地區的都市規劃歷程。
請加入我們，去看見我們城市街區中，背後那些在我們看來或許成功或許失敗的，但都曾充滿無限希望的城市想像。
參考資料：《計劃城事：戰後臺北都市發展歷程》、〈昨日的明日花園城市 永和都市計畫之移植與形構〉、部落格：地圖會說話、李思薇老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