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現今生活其中的大台北地區,其中的區域規劃和地景樣貌,是如何演變的呢?其實,台北最早發展的艋舺、淡水、新莊等街區,都是因為在淡水河沿岸,憑藉著地利之便,才能有機且自然地興起的。

從日人殖民時期開始,統治者引入了為因應快速都市化而興起的近代都市計畫概念。在當時為台北州的-「台北市城內市區計畫」,是台灣最早實行(1900, 明治33年八月公告)的都市計畫。主要訂定了拆除台北城牆的計畫,並整建西門町作為日本新移民住宅。之後更延伸到了南門城外及東門一帶。漸漸地以寬敞筆直的道路、圓環或公園等公共設施,取代原有順應河流的曲折狹窄街道,也改善了衛生條件。

戰後國民政府也延續了這樣由上而下的治理思維,針對當時的管理及發展需求,在台北開展了許多「都市計畫」,:

50年代:構想中的花園城市-永和都市計畫

1955年公告的永和都市規劃,是戰後為安撫大量政治移民的居住問題,在當時「因應軍事防空疏散」的方針之下,所產生的第一批都市計畫。當時的規劃師們,面對台北都會區中已箭在弦上的交通、違建、空汙等都市化問題,援引了來自英國「花園城市」的概念,鄰里單元的劃設則參考美國的雷特朋計畫。意在形塑一個以社區為中心、充滿綠意、便利且舒適的居住空間。

然而在強大的都市化及工業化浪潮下,永和不僅迎來了一波波的人口暴增,更在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之後,展開了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另一波都市發展。

而原本立意充滿美好理想的這張永和都市計畫圖,在那居住需求遠超出供給的年代,竟在現實與人為的壓迫下節節敗退,讓綠地一片片消失,成了應付人口暴增所需的公共設施或是住宅用地。

當年的花園城市,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日的光景?若我們回首細看當時規劃團隊的理想,在漫步永和時,應可對台灣的歷史和未來生活的想像,有更多空間。

60年代:美式鄰里在台北-民生東路新社區

1964年時,台北市的人口已近110萬,但分布的密度嚴重不均,然而舊城區的都市更新因財政及政治等因素無法推展,因此開闢新城區成了當時的解方。於是民生東路新社區,在當時的市長高玉樹強力推動下應運而生。

高市長在考察了歐美多座城市後,主張將單筆土地上立體且分戶建設的公寓式住宅引入台北市,雖然這樣的住宅形式在當時的台灣還難以被接受,但他仍獨排眾議,在1955年開始了三張犁興雅段的公寓建設,而1964年開始籌劃的民生東路新社區,則是戰後台北市第一個以美式社區為藍本的大型住宅區計畫。

民生東路新社區應用了美國人佩里在1920年代提出的「鄰里單元理論」,可在汽車交通發達的城市中,建設適居、安全且設施完善的社區。因地制宜實踐其理論的民生東路新社區,有幾項特質:明確標示出七個人口足夠設立一座學校的鄰里單元,且通勤步行距離都在四百公尺以內;單元之間的區段設置小型公園及遊樂設施,整體社區的中心處設置大型的民生公園(現稱中央公園);各單元設有學校,但不設置公共機構、街道也不設置街邊商店,都集中在整個社區中心和副社區中心;道路系統有主要、次要道路做為分界,為配合舊社區發展,內街系統為格子狀的街道,增加了內街和幹道的聯繫,但也使得鄰里單元易被穿越性的交通侵入。

社區設立初期明確地劃分了住宅、商業及副商業區,有別於台灣傳統住商混合的現象,例如商業區以外皆不設置騎樓、六到八米以內的巷道不得作為商業用途、增建原則需確保街廓完整、建築基地需留設人行道等等,都維持了社區內部的單純及舒適。

雖然在發展數十年後,為求居民便利,沿街逐漸能見到商店、攤販林立的景象,純住宅的理想終究被我們習以為常的住商混合取代,但因社區內的公園與台北其他地區相較仍高出許多,仍是眾人心中的示範社區。

70年代:胎死腹中的副都心-營邊段計畫

營邊段在日治時期就是軍事用地,國民政府來台後將其改為陸軍司令部。到了1960年代,台北的工商業已經蓬勃發展,於是有了將軍事設施從市中心移往郊區的想法,並成立了營邊段可行性研究小組,於是對這區域的發展,開始有了許多想像。

當時的討論成果是兩個方案:一是大型的公園,可達到都市綠化及空氣調節的作用;二則是開闢為城中區以外的第二商業中心,紓解鬧區的人口及交通壓力。而後第二方案勝出,於是一個包含辦公大樓、國際觀光旅館和公寓、百貨商場、會議廳、世貿中心、文化中心和遊樂設施的「現代化商業中心」開始成了人們熱議的夢想之地。

除了將耗資一百五十億、佔地六十二英畝的巨大規模外,整體規劃中將以多層平台作為各棟大樓的基礎系統、並以輸送系統相互連結,甚至行人也將由機械履帶步道運送等等現代化的構想,堪稱是空前的造城計畫。

這樣大膽的想像當然也曾引發論戰,不管是預估的商業規模已超越當時第一中心的規模、對周邊的衝擊,以及對當時尚未完善的台北市基礎建設而言,是否能成功納入這樣的規劃,都有諸多疑慮。但規劃依然堅定地在1974年正式啟動了。

直到隔年四月,蔣介石先生逝世,行政院決議建造中正紀念堂,而選址必須考慮到音樂廳和戲劇院的設置,因此捨棄了原有的慈湖和外雙溪兩個方案。

而曾經夢想中的商業城中城,從此成為了我們熟知的中正紀念堂。

80年代:東移的副都心-信義計畫區

1970年代市府就已觀察到舊市區過於飽和,商業行為日漸東移的現象,原本計劃將信義區原有的四四兵工廠改建為大型住宅社區,同時解決軍公教人員的居住問題。然而,在1975年的營邊段計畫戛然而止後,市府即在1978年開始研議信義區的副都心計畫,並在80年代開展了這個包含世貿中心、區政大廈、中央日報、中國電視公司、中央圖書館、捷運車站、觀光旅館、百貨公司、商店街、住宅以及公共設施的市政中心「示範規劃區」。

這樣龐大的計畫,不只讓信義區從原本的四四兵工廠,搖身一變成為了新時代的商業中心,也從而劇烈改變了之後三十年來,台北市東區的面貌。

當時的都市規劃團隊決定引入日本郭茂林建築事務所(簡稱KMG)的經驗,期待在信義區實踐都市規劃的革新手法。在「雙都心」的概念之下,新都心不僅要紓解舊都心的壓力,也要扮演台北市現代化示範性社區的角色,於是在新舊交替的時空路口,信義區成為了各種發展想像的實踐場域。

KMG團隊兼顧了景觀、公共用地、交通及防災。不僅導入了新的容積概念、管制了建築的容積、高度、構造等形態,也對戶外開放空間的秩序有更多描述,確保了整體超大街廓的架構,也保留了人車分離的系統性公共空間。其中尤以對於行人購物街的管制最為精細:設置騎樓、連續性的徒步空間路網、寬度為十五公尺,兩旁建築物的禁建線等等。

整體計畫在1980年啟動,經過了第一個十年的基礎建設,在1986年轉而以發展住宅社區生活及購物區為目標,也在1994年做了第一次通盤檢討後,在1995年開始,在陳水扁市長任內以「台北曼哈頓」為意象,在信義區的規劃中加入了國際金融中心和業務中心的機能,也在2000年做了第二次通盤檢討。

區中的中國信託大樓(現已拆除)、台北一〇一大樓、各棟大樓間的空橋計畫、如雨後春筍般紛紛設立的購物商場和企業總部,甚至是大師之作的豪宅,都是人們在談到信義區時的想像,而這些大型的開發都是這三十年內,都市政策及民間資本相互運作的成果。

90年代:基隆河截彎取直的都市新生-內湖地區

台北市民與河的關係,在1960年代進入了「整治」的階段,從1964年開始的第一期防洪計畫,包含了興建堤防以及基隆河新河道的工程。

在1963年的葛樂禮颱風之後,在1965年開始了基隆河士林段的第一次截彎取直工程,不僅讓社子島因為番仔溝日漸淤積而逐漸與盆地相連,也讓士林夜市旁多了一塊填土舊河道而有的新生地,成為了科學教育館和台北藝術中心(興建中)等公共建設的基地。新河道兩旁的高灘地也有了許多公園和休閒設施,為該地區帶來了新的風貌。

在盆地東北角的內湖一直都是最容易淹水的地區之一,早年UHDC(經合會底下的都市建設及住宅計畫小組)曾建議增設疏洪道。到了1990年,行政院核定了「基隆河截彎取直整治計畫」,是為第二次截彎取直的工程,並在1991年動工、1993年完成了從南湖大橋到中山橋,分為大彎與小彎兩個區段、包含了區域交通和河岸休憩的整合性工程。

舊河道回填後的新生地也為當時工業污染日益嚴重的內湖、南港和松山地區提供了再發展的契機。

此工程後的新生地在接下來都有相當規模的開發:大彎北段是今日大直美麗華一帶的商圈和住宅區,慣稱金泰段,曾被認為將是下一個信義計畫區;大彎南段則和小彎北岸緊鄰,成為了目前的內湖科技園區,為內湖建立了新的都市架構;小彎南岸的向陽段,也擁抱了南港地區因軟體園區而起的住宅需求,提供寬闊的河岸綠地及住宅發展。

截彎取直究竟對於「整治」基隆河是否能有效,一直都還在論戰當中,但近代這樣難得大型的工程,不僅影響了市區道路、生態人文地景,甚至是市民的休閒生活。

 

這樣隨著規劃政策及市民生活而變化的台北,其中的故事,都是我們認為值得回頭細看的。從2019年七月開始,我們將沿著歷史的腳步,和大家一起走訪這些地區的都市規劃歷程。

請加入我們,去看見我們城市街區中,背後那些在我們看來或許成功或許失敗的,但都曾充滿無限希望的城市想像。

 

參考資料:《計劃城事:戰後臺北都市發展歷程》、〈昨日的明日花園城市 永和都市計畫之移植與形構〉、部落格:地圖會說話、李思薇老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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